和中苏公路相比,滇缅公路工程是小工程!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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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公路,兰州-乌鲁木齐,用工人20万,工程师3000人,滇缅公路用工人15万,工程师200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开始,苏联以大批军用物资援助中国。为了运输这些军用物资,国民政府修建了甘新公路。甘肃省政府设置了甘新公路督办公署,派马步青主持办理,负责红城子至猩猩峡段的施工。甘新公路督办公署成立伊始,军运也同时开始。马步青紧急动员兵民两万余人,对原有的“汽车路”加以整修,采取先行通车,再作改善,分三期施工的计划。路基宽9米,路面3-3.5米,路面用碎石、卵石、沙砾混合铺垫,厚20厘米,最小平曲线半径25米。甘新公路在嘉峪关市境内长约30公里。甘新公路从初期整修到1943年全线竣工,历时16年之久,民国30年(1943)移交给西北公路局接管,共耗费千万元。1938年5月3日,德国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正式下达了禁止对中国输送战争物资的命令,这使中国辛苦成立起来的调整师(即德械师)面临着武器补给断绝的尴尬境地。7月5日,在德国政府的不断催促下,驻华军事顾问团的最后27人起程回国,正式标志着中德军事合作的正式结束。

一、第一批苏械师的武装

失去了德国的军事援助,不少人因此担心国民政府能不能依靠着原有的实力继续坚持抗战。幸运的是,国民政府对此已有准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8月2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两天后,中方派遣以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出发前往莫斯科争取军事援助。经过洽谈,苏方出于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以及由中国牵制日本为目的,终于同意施以援手。中断逾十年的中苏军事合作再次成型。

经过中方的争取,苏联政府同意在援助飞机(包括飞行员)、坦克、火炮等重武器之外再以苏联装备武装起20个中国师,以此替代原本装备日益枯竭的德械师,使这些部队成为抗日战场上新生攻击力量。对于购买所需的经费,和曾经支付德方的方式相同,用锡、铅、锑、镍、铜等金属原料,以及茶叶、生丝、羊毛、牛羊皮等来抵偿债务。中苏双方各取所需,对此结果都十分满意。

然而在如何装备这20个苏械师的问题上,中苏双方产生了分歧。中方认为,应该扩编野战师原有的调整师编制,尤其是各师都需配备一个足额的炮兵团,用来抗衡日军野战师团。而苏方认为,中方的这个设想并不适应新的战争需求,他们主张这20个师的装备应以苏联的轻装师为标准,使这些部队能在对日作战时发挥出足够的机动性。

中方经过讨论,谢绝了苏方愿意提供的步枪的提议,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秉承国府的意见,决定由中方自主步枪装备,将原计划购买步枪的经费改用到其它装备上。经过讨价还价,中苏双方各退一步,于1937年12月21日正式确定了20个苏械师的配备标准。具体情况如下:

每师装备76MM野炮8门(总计160门,附炮弹16万发)、37MM战防炮4门(总计80门,附炮弹12万发)、重机枪15挺(总计300挺)、轻机枪30挺(总计600挺),提供轻重机枪子弹1000万发。以上这些装备构成了苏械师的配备标准。从帐面上看,苏械师将拥有德械师都不具备的炮兵团,这使同时期在抗日战场上的法械师都黯然失色。苏方当时并不知道,对于怎么装备苏械师,国民政府其实另有打算。

在1938年3月3日、11日和22日这三天,中苏双方接连签定了三笔军火贸易合同。在这三笔合同中,第一批和第三批主要提供的是飞机、车辆、坦克、高射炮、战防炮及其他相关军用仪器。计划用语装备苏械师的定单主要集中在第二笔合同中,计有500挺马克沁-托卡列夫轻机枪、1100挺DP27捷格加廖夫轻机枪、300挺PM1910马克沁重机枪、160门76MM野炮、80门M1930型37MM反坦克炮,并附有机枪子弹1000万发、野炮炮弹16万发、战防炮炮弹12万发,步枪子弹1000万发。

前三批装备于1938年3月到6月间经由新疆陆续抵达兰州。然而,中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将这些争取到的火炮分散到各个苏械师去使用。首先,第一批运抵兰州的50门M1932型45MM战防炮被编组为炮兵第54团,第二批的80门M1930型37MM战防炮被编组为炮兵第52团和炮兵第53团。至于160门76MM野炮则陆续补充到炮兵第2团、炮兵第7团、炮兵第15团、炮兵第20团和若干炮兵独立营中。这些火炮还没同苏械师见面,就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对于剩下的轻武器,国民政府也不急于立即着手装备出20个师。军政部首先成立了一支新的部队,番号定为第200师。这个师是第一支获得苏械的部队,不仅如此,它还装备了第一批定单中的T-26坦克,炮兵第52团也奉命配属该师。第一支超越原定中苏协商方案的苏械师诞生了,这也是我国的第一个机械化师。

1938年7月3日,中苏两国进一步签定了第四笔合同。这笔合同,是经过中方争取、苏方同意新增的武器装备。其中用于装备苏械师的有1500挺DP27捷格加廖夫轻机枪、500挺马克沁-托卡列夫轻机枪、100门M1930型37MM战防炮,以及机枪子弹2000万发。

与此同时,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军政部开始筹组突击军,并选定第4师、第89师和第200师为该军的正式编制,由时任第20军团军团长的汤恩伯将军负责指挥。由于第200师已经完成了苏械的装备,所以这次变动,只是第4师和第89师两个部队里的轻重机枪换用了苏械。三个月后,由第200师抽调干部成立的新编第22师也装备上了苏式轻重机枪。上述三个师还装备上了第四笔定单中的37MM战防炮,使这些部队在缺编76MM野炮的情况下,成为第二、第三、第四个苏械师。然而,突击军并未编组完成,所属三个师即因任务有变而各往一方。

截止到1938年10月为止,苏方虽然提供了20个苏械师的装备,并增补了第四笔额外的2000挺轻机枪,但实际武装起来的苏械师却只有4个。

二、第二批苏械师的诞生

1938年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全部撤离中国后,第一批27名苏联顾问在苏联驻中国使馆武官M.И.德拉特温将军的率领下正式进驻重庆,这支顾问在此后的发展中逐渐扩大到300余人。继1925年之后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第二次在中国成立了。

对于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首任团长,蒋介石属意于中国的老朋友布留赫尔元帅(在中国化名加伦)来华担任。但布氏实际上已经在两年前死于苏军内部的肃反运动,苏方对此不便明言,便改由曾在北伐时期当过通信顾问的德拉特温来担任首任顾问团团长。但蒋介石对德氏并不满意,苏方于是在一个月后又改派曾任布留赫尔助手的A.И.契列潘诺夫将军来华领导顾问团(此后继任顾问团长的还有К.M.科恰诺夫将军和B.И.崔可夫将军)。

在契列潘诺夫的建设下,苏联军事顾问团逐渐扩大,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宜昌战役等著名战役中也都有苏联军事顾问的身影出现。在对《武汉城市防御战斗指导计划》一案中,契列潘诺夫就提出“不应以泛滥为根据,应以工事及守兵为主。若防守困难,同时水位甚好时,可以泛滥。”契氏还提出,“攻者大部队来时,则相机撤退,小则歼灭之,此与防御列宁(格勒)城略相似彼时办法”。在说完自己的意见后,契氏主张“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只需避免各部队互相邻挨的情况发生,以切一半以上部队向长江以北和以南集结,便于反攻时能够到日军的侧翼和后方去。要调动的是一段不大的距离,而在中国军队没有辎重的情况下,每条路都是方面的”。契列潘诺夫的这一提议对武汉会战的作战方案影响重大,但当时负责指挥的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都没有完全采纳,反倒是后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契氏提案的基础上集合中国军队的自身特点,经过改良创造出了“天炉战法”,并以此接连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的捷报。

苏联军事顾问在参赞机要的同时,各兵种及各战区的专项顾问也陆续得以设立,但在这些顾问中,真正与苏械师相关的只有坦克顾问别洛夫和炮兵顾问戈卢别夫、塔邦钦科、希洛夫。此外,契氏继续主张将第200师扩编为一个突击军,机械化部队则改由军部直辖。第5军(成立之初曾使用新编第11军的番号),这支在今后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的精锐部队就此诞生。

第5军成立时,第200师和新编第22师都已经装备苏械,新编入的荣誉第1师也随即换装苏械(换装武器为轻重机枪与战防炮,此后各苏械师也都以此为标准)。1939年初,国民政府又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在全国各战区寻找合适的战略攻击部队装备苏械。经过筛选,第1军、第2军、第71军、第74军和第85军所属各师在众多野战部队中脱颖而出。

由于第85军所属的第4师和第89师已经换装过苏械,所以这次实际换装苏械的部队计有第1军所属第1师、第78师、第167师;第2军所属第9师、第76师、第103师;第71军所属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第74军所属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第85军所属第23师。上述13个师加上此前已经装备完毕的第4师、第89师、第200师、新编第22师和荣誉第1师,总计18个师。这18个师,即为国民政府所装备的全部苏械师。但要指出的是,这18个师并不是中国仅有的苏械轻装部队。实际上与苏联政府长期往来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早在1932年就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他的许多部队都在轻重武器上装备了苏械。盛氏于1944年下台后,这些部队由国民政府重新改编为第128师和暂编第3师等部,它们始终没有被派到抗日战场上与日军交锋,反倒是在和新疆的内乱中被逐渐消耗。

经过1939年的对日作战,奋战在前线的第2军、第71军、第74军和第85军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为了补充这些部队在战时损坏的武器装备,国民政府除了拨补库存苏械外,还于同年6月20日与苏联签定了第六笔武器进口合同(同时期签定的第五笔和第七笔合同皆为空军专用)。根据档案记载,这笔合同中涉及到用于武装苏械师的武器计有200门M1930型37MM战防炮、1000挺PM1910马克沁重机枪、400挺马克沁-托卡列夫轻机枪、3000支PPD34(波波德)冲锋枪、50000支M1891/30莫辛-纳甘步枪(俗称水连珠,配子弹1亿发)。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定单中的冲锋枪和步枪。前者虽为苏军量产装备,但实际使用份额小,截止到1939年底也只生产了4000余支。苏方在此竟将其中的3000支予以出口,当属大手笔(注:档案上虽有此记载,但未见有过使用记录)。此外,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大量损失武器装备,使后方兵工厂的生产已达饱和状态,中方特从苏联进口5万支步枪专门用于装备苏械师,以减轻兵工厂的压力。

1940年11月25日,中方又与苏方签定第八笔合同,其中涉及到用于装备苏械师的计有子弹3700万发和机关枪1300挺(注:根据档案记载,这批机关枪名为“勃郎乌宁格”,但笔者遍查相关材料,都无法对比出这是苏联的哪种机枪)。这是最后一笔与苏械师有关的定单,它们于1941年3月被全部装备给了当时由军委会重点建设的四个“攻击军”,即第1军、第2军、第5军和第74军。

苏械师的成立目的和德械师一样,都是为了能在战场上与日军正面抗衡,但在实际使用上却与当初的设想有所不同。国民政府对于苏械师是既想投入实战发挥效果,又想采取保护措施,以避免这些精锐部队像德械师那样在一到两次会战中就被消耗殆尽。

在1938年到1940年间,第2军、第5军、第71军、第74军和第85军这五个军都与日军有过交锋。其中第5军在昆仑关一战以惨重的伤亡代价取得胜利,这影响了军委会对此后苏械部队使用方针。从1940年开始,18个苏械师中,仅有第74军所属的第51师、第57师和第58师一直与日军保持正面交锋,这使74军在抗日战场上不断得到锻炼,日军甚至还将该部形容为“支那第一军”。对于其余各部的安排是:第1军在潼关依托黄河天险与日军对峙(事实上这一地区的战事仅限于双方的不断炮击,堂堂苏械部队因此不得不经常出动去修补被日军炮弹破坏的道路,俨然一支工程兵),第2军在湖北监视宜昌方向的日军,第5军因元气大伤调到后方长期整训(后在第一次远征时再次遭到重创),第71军调往晋南地区从事游击作战,第85军长期部署于河南与日军对峙(仅在1942年和日军有过一次作战)。

这种部署,很明显就是将15个苏械师保护起来,以作今后的战略反攻之用。然而,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定中立条约,致使中苏关系急转直下。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更使苏联政府无暇顾及中国战场,苏援也随之不再被提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再次寻找新的外援,并最终确定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随着美援的逐渐到来,苏械师渐渐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著名的“美械师”则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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