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海军退役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开创南开大学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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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中国近代教育家、体育活动家、政治家。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高等教育,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张伯苓是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为代表的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及校长,亦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始人和常务委员之一,他还曾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以及考试院行宪后首任院长。

张伯苓于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在北洋水师实习并亲历甲午海战和北洋水师的覆没,退役回到天津后转而兴办教育,适逢天津绅士严修倡导兴办新学,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此后张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南开系列学校,接办自贡曙光中学,从南开派员支援东北大学并义务担任东北大学校董会委员,参与创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担任常务委员。因创办新式教育,张伯苓被尊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因其领导的南开中学在1908年提出奥运三问而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晚年,张伯苓曾介入政治领域,担任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考试院院长,同时与蒋中正、周恩来等人交好,在第二次国共内战结束后一度在海峡两岸评价两极化。直至1980年代,海峡两岸对张伯苓的评价趋于一致: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

1876年,时值清光绪二年,张伯苓出生于天津。1882年,张伯苓6岁时入私塾开始读书。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学习驾驶。报考北洋水师学堂的原因有三,其一,该校为公费,可减轻家庭负担;其二,海军为当时新创兵种,天津为港口城市,故海军在当时被认为前程远大;其三,张伯苓有从军报国的志向。

在学习期间,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与18位完成学业的同学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并目睹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此后,由于无军舰进行实习,张伯苓只好回到天津的家中等候派遣。1895年9月,张伯苓自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同年冬,张伯苓娶天津宜兴埠安氏,但婚后五日,安氏因结核病去世。1896年春,奉父母之命,张伯苓续娶王淑贞,婚后不久即被派赴通济号练习舰服务。1898年,继日本之后,英国强租威海卫,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赴山东办理接收及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该舰前往。该舰到达威海卫的第一天即降下日本国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张伯苓目睹此次“国帜三易”的接收及转让仪式,感觉丧权辱国。自威海卫归来后,张伯苓认为通过参加海军报国无望,乃决定退役。

张伯苓退役回到天津后,适逢天津绅士严修倡导兴办新学。1898年,严修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即“严馆”。张伯苓在严馆任教期间,除教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及理化外,还提倡体育教育,让学生学习跳高,在当时属罕见之举。1901年,天津绅商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在王氏家塾,即“王馆”任教,教育其子侄。此后,张伯苓在“严馆”、“王馆”之间奔波,在两馆的教学方法大体相同,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多,教法及设备尚不完备。同年,严修与张伯苓商议创办蒙养小学堂,第二年扩充后,改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

1903年,严修被袁世凯任命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在严修、王奎章的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再度赴日本考察,四个月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他们遂以严馆、王馆为基础,于1904年10月17日在严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该学堂监督。该学堂收有原严馆、王馆的学生,并从社会上招收了梅贻琦、金邦正、喻传鉴等学生。1904年底,按照严修的意见,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之后,因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学堂名称必须表明其资金来源及性质,该学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天津士绅郑菊如将自己在天津城南水闸旁的一块十余亩的土地捐给私立第一中学堂,以扩建校舍。1909年,张伯苓在西沽公理会教堂受洗为基督徒。

1911年,清华学校代理总办范源濂聘请张伯苓到北京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对清华学校的学生课业进行了改革。由此,张伯苓开始往返于天津、北京两地,兼顾北京的清华学校与天津的私立第一中学堂。对此张伯苓曾说:“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儿。”在清华学校任职约半年后,张伯苓辞去了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此次在清华学校任职期间,张伯苓对清华学校推行的美国教育方式印象深刻,此后他尝试将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11年,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学堂。由此,原本拨给前两所学堂的经费也一并拨给私立第一中学堂。由于接受公款,私立第一中学堂遂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的改变,二是表明学堂的所在地,“南开”二字最初的含义是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的意思。1915年,张伯苓短期代理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1916年,张伯苓尝试创建南开学校的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一年后便宣告失败。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修高等教育,在校期间向约翰·杜威、桑代克、克伯屈等人学习教育学等,并在课余时间走访了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期间张拜访了一些教育学家,比如与凯尔·鲍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

1918年冬,张伯苓归国后,组织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并为南开大学的筹建而奔走,先后面见傅增湘、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政要及学者,商讨筹建大学事宜并募集资金。其中,天津籍江苏督军李纯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予南开大学。1919年春,张伯苓主持在南开中学南端空地建设大学部的教室,当年秋季落成。9月5、6日,南开学校大学部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在社会贤达捐助的支持下,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开校,成为张伯苓办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1921年,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更名为“天津私立南开大学”。

1922年,张伯苓多方接触,以求建设南开大学。1月17日,张伯苓与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人洽谈,拟在南开大学筹建东方文化研究会。3月,张伯苓与哈佛大学洽谈援助南开大学工科事宜。同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创立,张伯苓出任会长,一直任至1924年该会同中华体育协会合并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33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张伯苓继续当选为名誉会长。1935年,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会长一职,主任干事改为总干事,张伯苓继续担任负责人。

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开校。1924年2月,张伯苓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筹备顾问。同年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了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认为当时的教育已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轮回”怪圈,这种教育无法救国,学生的学习无法为社会服务。该文一度令南大师生关系紧张,但在张伯苓的冷处理下渐渐缓和,张伯苓开始反思效仿欧美教育体制的缺点。不久,南开大学教务会议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均改用国语讲授。

1926年,张伯苓邀请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到南开大学任教。何廉接受了张伯苓的聘任邀请,提议设立一个独立不隶属于任何学科的研究机构,得到张的支持。1927年9月,在何廉倡议、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逐渐发展成为公认的民国时期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1928年,成立天津南开小学,由此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南开系列学校成形。1932年,在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大学创办了应用化学研究所。

1928年4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到东北地区多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获取了大量基础资料,随后派南开大学蒋廷黻等多名学者前往东北地区考察研究,并在三年后形成了《东北地理教本》揭露了日本侵华的动机,被学界认为是1937年南开大学、南开中学遭到日军轰炸的原因之一。1928年,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

1928年12月14日至1929年9月13日,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游历欧美各国,募集办学经费,并代表中国参加日内瓦世界教育会议。期间,1929年4月时,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会改选,张伯苓受邀担任校董。1929年6月张抵达法国后,应法国国家社会与政治委员会之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

1930年春,实业家章瑞庭将其在天津西郊章氏私立第一小学、章氏私立第二小学两所学校,交由张伯苓管理,两校即已成为南开中学的附属小学。同年,张学良亲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出现了副校长请辞的管理危机,聘任宁恩承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并代理校长职务,宁几经请辞留任并得到张伯苓的支持。张伯苓派出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孟琴襄到东北大学支援校务管理,并亲自义务担任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

南开大学实行校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1932年,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组绅、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同年,张伯苓当选斐陶斐励学会全国总会会长。1933年12月24日,张伯苓列席南开学校召开董事会,商议南开大学接办海军医学院的相关事宜,最终未能成功。

在张伯苓的主持下,南开大学的资产及人才储备逐渐丰厚。到1934年,整个南开学校的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在同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中,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的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排名第二。南开大学接受的社会捐助也位居私立大学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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