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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社区 > 铁血历史论坛 > 中国历史 > 日本占领香港后如何治理

    帖子主题:日本占领香港后如何治理

    共 1837 个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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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头衔:大明永历皇帝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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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占领香港后如何治理

    1941年12月7日。香港。

    华南影帝吴楚帆去扫杆埔香港大球场看一场足球比赛。之前他查了日程,这天是南华队与陆军队的比赛。他球技一塌糊涂,却嗜球如命。今天的球赛不出意外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球迷到来。

    可吴楚帆到达球场后,却发现扫杆埔球场寂寥惨淡,球赛改期了。

    吴楚帆满怀失落,却还不知道,这场球赛面临的是永远的延期。他转而来到中环,在告罗士打酒店点了下午茶,突然遇见了电影《风尘情侣》的编剧冯凤歌。两人闲聊一下午,一起吃完晚饭,还到娱乐戏院看了场电影。一切的气氛都有点奇怪,他也说不上来。

    两人告别后,吴楚帆乘坐天星小轮从中环回九龙。他终于发现,诡异的沉默,似乎在香港大面积复制了——平日熙来攘往的尖沙咀码头,此刻水静鹅飞,空寂萧索。仍然有人,却是街道上全副武装的英军。他们和铁马一样,整齐而漫长地排列。

    或许是后知后觉,直到此时吴楚帆才发现,这一天的经历,全是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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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矶谷廉介摄於占领地总督部前。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第二天,日本帝国进攻英属香港,“香港保卫战”自此开始。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日本,在远东所向披靡,因此这场战役并不长久。18天以后,英军溃败。

    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签署降书。这片繁华的英国殖民地,至此被日本人接收。英国知己此时自身难保,一声再见,暂时远去——再过数十年,这位知己会以另一种方式,永远的离开。而此时,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在三天后颁布《波集作命甲第二二五号》,并于翌日成立军政厅,香港正式进入日治时期,历时三年零八个月。

    如吴楚帆一般的一天,本是香港人生活的常态。这一点,1937年开始逃难到香港的大陆人有深刻的体会。在一些回忆录中,这些逃来香港的大陆人,发现香港生活惬意,可以容易的消磨时光。若是一家三口,习得香港人的习惯,通常会去彼时的金龙酒家、瑝羽茶室或吉祥茶楼饮茶,吃广东点心。

    在香港茶室或酒楼,随意数上一些美食,毫不费力。虾仁饺、三鲜饺、叉烧包、猪油豆沙包、蛋挞、马蹄糕、千层油糕,鸡包仔、干蒸烧麦、牛肉精丸、荷叶糯米鸡、蛋黄鱼饼、芙蓉面……再加上可以续添的各式茶饮,便可以自得其乐,虚度时光。

    在香港的大陆人,或许在1941年前,度过了此生最好的时辰。此处战乱绕道而行,贫穷也在迅速的远离,而秩序和自由正在坚实的扎根,因地制宜的生长——但日本人的到来,让一切开始变得不同。曾经的休闲生活,随着英国的告别,也剧烈摇动。

    休闲生活意味着“处于自由状态”。这种状态自然随着日本的到来而改变,因此连日本本国,此时也要求国民放弃休闲生活。

    社会的剧烈变化反映在报刊上。是年的《华侨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不能独自安闲过活》。报道记载,日治政府在公共场所与饮食店内,遍贴告示,日治政府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最大的决战的关头,香港固不能独自安闲的过活。”

    除了报道,连载于报刊的市民小说也在讲同样的故事,虚构恰好反映了更真实的片面。发表于《华侨日报》的小说《杂碎馆》很可能在讲述彼时的真实香港——原有的社会空间重新洗牌,马路变成了商场,商场则关门闭户。大街小巷,人潮涌动,狼奔豕突,凄惶川流。朋友见面时,彼此说声安全,“已忘记了‘饮茶去’这句口头话。”

    小说《多情燕》发表在《香岛日报》,描述了贫穷卷土重来的浮世绘。阿陈本拥有为数不少的财产,可现实情况却是“破了产”,因为“十多万块钱存在香港上海银行里提不出来”。12月8日之前的阿李,出入都是乘坐汽车,在香港大酒店悠闲地吃着下午茶,而如今的阿李,则在家里喝粥充饥。

    赚着微薄稿费的诸多作家,把自身甘苦都写进小说,换来银子的同时,也换来诸多共鸣。一代影帝吴楚帆,也只能去赌场当“巡场”。经历过的香港人回忆起来,都会讲起那三年零八个月的苦日子。彼时香港不复东西洋的贸易中心,饮食男女,尽皆改观。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不属于极权政权,它要做的并非全然破坏原有社会结构,而是“为我所用”,改造某些一直存在的生活方式,以此作为社会调剂品,缓解不断蔓延的浮世困厄。

    延伸阅读: 郭靖宇 少帅 天下第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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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6/9/17 1: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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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风月场所管起来

    如今的西环石塘咀,四处楼房,无论是老旧唐楼还是新式洋楼,都住满了香港大学的学生、刚刚毕业的港漂、生活此地的老港人。石塘咀市政大厦是吃大排档的不二选择。街市上透着鱼腥、肉味、果香,贩卖着比惠康、百佳等超市更便宜的食材。落日余晖通常会漫溯整个狭长的西环码头,这里是旅人与摄影师的最爱。坐在集装箱的随意一次合影,就是一张青春纪念册。总之,如今石塘咀流露的气质,是读书少年人的旧时光。

    但曾经不是如此。时针拨回“香港保卫战”之前的香港,彼时的石塘咀,全盛时期的妓院多达五十多家,妓女达到了两千多人。这是香港历史上,最纸醉金迷的塘西风月。直到港英政府在1935年主动禁娼,塘西风月才露出褪色的痕迹。但日治时期的塘西,却在日本人治理下,得到诡异的复苏和发展。

    日治政府当然不会以退为进,放之生长。如同其他所有社会领域一样,日本政府不会任由民间社会自由发展,它们都必须在国家机器的掌控之下。

    日治时期,政府采取集中管理的政策,以设立娱乐区来集中情色事业的活动范围。这种集中管理模式,在日本及其殖民地早已行之有效。在幕府时代,日本已将艺妓集中在划定町区以内,以便统一管理,而日据台湾亦采用同样的管理模式。在香港,日本移植了自己的成功经验。

    尽管在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十多天,部分导游社和按摩院已经在门前挂上了“本社即日恢复营业,原日全部之源应征”的字条,但那时候日本刚刚占领香港,对香港管制并未走上正轨,因此措施尚未到来。

    数月以后,1942年2月,“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香港的情色事业发展至此改变。日本政府的取态本来甚为严厉,如同对本国国民的节俭要求一样,对于香港也同样如此:

    “跳舞亦是享乐之一,亦为奢华淫逸生活之一,新香港不宜于此。所以大小舞场,遂完全不准复业。”

    因此,原本复业的导游社与按摩院,全部变为了食肆、饭店和夜总会。然而,转机将在五个月后到来——得益于民间组织的存在,香港情色行业诡异的复兴了 。

    日本政府治下的香港,仍然不同于共产主义的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取缔一切民间组织,让个人彻底原子化,直接面对国家镇压。相反,日本仅不取缔民间组织,反而加以招安和重用——这给色情业的复兴带来了空间。

    1942年7月,华民协议会在例会上讨论了娼妓存废问题——争论之下,华会得出结论,私娼将被禁止,公娼将在限定区域经营,其中包括石塘咀和长沙湾。华民协议会通过此提议之后,将意见反映给日治当局——在这般互动之下,日治当局竟然改变了原来严厉的禁娼政策,转而决定在香港岛地区划分两个“娱乐区”,湾仔被设定为日本人的娱乐区,而藏前区则被设为华人的娱乐区——“藏前区”是日治时期西环石塘咀、屈地街一带的区名。

    这与列宁主义教育下的中国人对殖民政府的想象完全不同,但事实情况却是,日本殖民者比不上英国殖民者,但相比共产主义政权,其对于民间和传统的态度,采取的更多的是顺应和扶持、容忍和利用,构建框架、制定规则,并不加以彻底毁灭。

    于是,塘西风月复活了。

    石塘咀的娼妓供应中国人,规定“夜渡资金”十元,彼时的词汇仍然带着旧中文的优雅,若是按现在更粗鄙的话讲,这叫“包夜十元”。这是极其低廉的价格,当时币值已降,普通苦力也能够负担这份嫖资。

    1942年11月,宪兵队长野间贤之助发布了命令,除了石塘咀与湾仔指定的娱乐场所以外,其他地区禁止经营娱乐场所。此间妓女需携带执照,不许到他处营业。而命令生效之后,居住此地的普通居民则需全部迁出。娱乐区成立以后,所有向导舍、娼寮等场所必须迁入石塘咀娱乐区内继续经营。

    日治政府认为,这样规定,“区内向导社、娼寮及酒家等有娱乐性之营业,当可日渐繁荣”。而区外的私娼问题,宪警则四处盯防,发现之后则立刻取缔。

    在娱乐区工作的姑娘,分为向导和娼妓两种。1943年初,石塘咀娱乐区共有导游社24家,娼寮59家。娼寮则分为一等娼寮和三等娼寮。导游社的女性从业员共有236人,一等娼妓125人,三等娼妓190人。向导和娼妓自然不同,向导类似于今日的援助交际,主要职能是是陪客人游玩,包括陪跳舞、共膳、看电影等。而娼妓则是纯粹的性工作者。

    这份数字,已足以反映日治政府时期,塘西风月的发达。

    与此同时,尽管日治政府允许民间社会的存在,但仍然加以严密控制,它在香港推行“组合制”,色情业也囊括其中——除了设立娱乐区集中管理、加以控制以外,日治政府还要求业界组织“娱乐联业组合”。如此一来,一方面,日本政府能够有效管理与问责;另一方面,日治政府也少了一份“烦心事”——自有民间组织帮助去制定章程、管理秩序、检查卫生、提供治疗。

    最重要的是,这样廉价的合法娼妓场所,给处于贫穷困厄的香港人,构筑了纸醉金迷的幻象。走进石塘咀,会感觉繁华的旧时光回来了,醉生梦死、今夕何夕。

    那时香港社会仍然男权盛行,所以在香港的报刊上,不乏对此种畸形繁荣的某些带有歧视色彩的描绘。《香岛日报》写道,“男子们为了调剂生活的枯燥和满足某种天赋的需求,在娱乐区内便可能找到他们的对象。无疑的,这种对象,就是以色相和肉体来换取金钱的女人。”

    1944年元旦,《华侨日报》描绘了石塘咀的风月盛况。或许是香港的其他地方都失去了欢愉,报刊只能靠塘西风月,才能勉力拼凑一个旧日香港,以庆贺这年新年的到来——

    “塘西各向导社及上中下妓院,顿成热闹气象。夜间霓虹管闪烁圣光,姐儿花枝招展,含笑迎人。置身于此种纸醉金迷之场所,几不知人间何世也。”

    2016/9/17 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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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风月场所管起来

    如今的西环石塘咀,四处楼房,无论是老旧唐楼还是新式洋楼,都住满了香港大学的学生、刚刚毕业的港漂、生活此地的老港人。石塘咀市政大厦是吃大排档的不二选择。街市上透着鱼腥、肉味、果香,贩卖着比惠康、百佳等超市更便宜的食材。落日余晖通常会漫溯整个狭长的西环码头,这里是旅人与摄影师的最爱。坐在集装箱的随意一次合影,就是一张青春纪念册。总之,如今石塘咀流露的气质,是读书少年人的旧时光。

    但曾经不是如此。时针拨回“香港保卫战”之前的香港,彼时的石塘咀,全盛时期的妓院多达五十多家,妓女达到了两千多人。这是香港历史上,最纸醉金迷的塘西风月。直到港英政府在1935年主动禁娼,塘西风月才露出褪色的痕迹。但日治时期的塘西,却在日本人治理下,得到诡异的复苏和发展。

    日治政府当然不会以退为进,放之生长。如同其他所有社会领域一样,日本政府不会任由民间社会自由发展,它们都必须在国家机器的掌控之下。

    日治时期,政府采取集中管理的政策,以设立娱乐区来集中情色事业的活动范围。这种集中管理模式,在日本及其殖民地早已行之有效。在幕府时代,日本已将艺妓集中在划定町区以内,以便统一管理,而日据台湾亦采用同样的管理模式。在香港,日本移植了自己的成功经验。

    尽管在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十多天,部分导游社和按摩院已经在门前挂上了“本社即日恢复营业,原日全部之源应征”的字条,但那时候日本刚刚占领香港,对香港管制并未走上正轨,因此措施尚未到来。

    数月以后,1942年2月,“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香港的情色事业发展至此改变。日本政府的取态本来甚为严厉,如同对本国国民的节俭要求一样,对于香港也同样如此:

    “跳舞亦是享乐之一,亦为奢华淫逸生活之一,新香港不宜于此。所以大小舞场,遂完全不准复业。”

    因此,原本复业的导游社与按摩院,全部变为了食肆、饭店和夜总会。然而,转机将在五个月后到来——得益于民间组织的存在,香港情色行业诡异的复兴了 。

    日本政府治下的香港,仍然不同于共产主义的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取缔一切民间组织,让个人彻底原子化,直接面对国家镇压。相反,日本仅不取缔民间组织,反而加以招安和重用——这给色情业的复兴带来了空间。

    1942年7月,华民协议会在例会上讨论了娼妓存废问题——争论之下,华会得出结论,私娼将被禁止,公娼将在限定区域经营,其中包括石塘咀和长沙湾。华民协议会通过此提议之后,将意见反映给日治当局——在这般互动之下,日治当局竟然改变了原来严厉的禁娼政策,转而决定在香港岛地区划分两个“娱乐区”,湾仔被设定为日本人的娱乐区,而藏前区则被设为华人的娱乐区——“藏前区”是日治时期西环石塘咀、屈地街一带的区名。

    这与列宁主义教育下的中国人对殖民政府的想象完全不同,但事实情况却是,日本殖民者比不上英国殖民者,但相比共产主义政权,其对于民间和传统的态度,采取的更多的是顺应和扶持、容忍和利用,构建框架、制定规则,并不加以彻底毁灭。

    于是,塘西风月复活了。

    石塘咀的娼妓供应中国人,规定“夜渡资金”十元,彼时的词汇仍然带着旧中文的优雅,若是按现在更粗鄙的话讲,这叫“包夜十元”。这是极其低廉的价格,当时币值已降,普通苦力也能够负担这份嫖资。

    1942年11月,宪兵队长野间贤之助发布了命令,除了石塘咀与湾仔指定的娱乐场所以外,其他地区禁止经营娱乐场所。此间妓女需携带执照,不许到他处营业。而命令生效之后,居住此地的普通居民则需全部迁出。娱乐区成立以后,所有向导舍、娼寮等场所必须迁入石塘咀娱乐区内继续经营。

    日治政府认为,这样规定,“区内向导社、娼寮及酒家等有娱乐性之营业,当可日渐繁荣”。而区外的私娼问题,宪警则四处盯防,发现之后则立刻取缔。

    在娱乐区工作的姑娘,分为向导和娼妓两种。1943年初,石塘咀娱乐区共有导游社24家,娼寮59家。娼寮则分为一等娼寮和三等娼寮。导游社的女性从业员共有236人,一等娼妓125人,三等娼妓190人。向导和娼妓自然不同,向导类似于今日的援助交际,主要职能是是陪客人游玩,包括陪跳舞、共膳、看电影等。而娼妓则是纯粹的性工作者。

    这份数字,已足以反映日治政府时期,塘西风月的发达。

    与此同时,尽管日治政府允许民间社会的存在,但仍然加以严密控制,它在香港推行“组合制”,色情业也囊括其中——除了设立娱乐区集中管理、加以控制以外,日治政府还要求业界组织“娱乐联业组合”。如此一来,一方面,日本政府能够有效管理与问责;另一方面,日治政府也少了一份“烦心事”——自有民间组织帮助去制定章程、管理秩序、检查卫生、提供治疗。

    最重要的是,这样廉价的合法娼妓场所,给处于贫穷困厄的香港人,构筑了纸醉金迷的幻象。走进石塘咀,会感觉繁华的旧时光回来了,醉生梦死、今夕何夕。

    那时香港社会仍然男权盛行,所以在香港的报刊上,不乏对此种畸形繁荣的某些带有歧视色彩的描绘。《香岛日报》写道,“男子们为了调剂生活的枯燥和满足某种天赋的需求,在娱乐区内便可能找到他们的对象。无疑的,这种对象,就是以色相和肉体来换取金钱的女人。”

    1944年元旦,《华侨日报》描绘了石塘咀的风月盛况。或许是香港的其他地方都失去了欢愉,报刊只能靠塘西风月,才能勉力拼凑一个旧日香港,以庆贺这年新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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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香港媒体,都要讲政治

    控制整体民众的思想,首先要控制当地的一切媒体,日本政府自然懂这个道理。

    在用有限的娱乐、体育、赌博与风月维持人心沉醉与稳定之外,敢于亮剑、主动出击、打赢舆论斗争自然是日治政府控制人心的必要手段——因此,在日治时期的香港,电影、广播和报刊,都成为日治政府改造人心的“精神原子弹”。

    日本是最早利用影像改造人心的国家之一。早在电影技术刚刚发明之际,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就拍摄并播放日俄战争的新闻片,除了给日本人看,还给被殖民的台湾人观看——当台湾人看到新兴的日军屡战屡胜,所向披靡时,认同感诞生了。

    而在香港,日本同样用电影文娱节目宣扬其军国主义——仅1943年,香港便有137部电影上映。电影机器在香港沦陷后数天就开动,九龙深水埗好世界戏院一旦复业,便播放了《今日的东京》、《陆军的威荣》、《产业都市:东京》等宣传日本繁华、军力神威和现代化高度发达的片子,而其中《今日的东京》更是因地制宜,以北京话为对白。

    香港的诸多电影院在彼时承担着“社会责任”,比如为日本海陆军举行“献金”活动,比如播放新闻——明治剧场在香港被占领后,很快便播放《大东亚新闻片第二十二号》。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时下影院的最新电影,日本映画社在电影上映之前,广邀香港传媒,试映《夏威夷马来冲海战记》。十多天后,经传媒广泛报道推荐,这种宣传片也票房尚佳。

    当然,若论日本在香港最成功的“抗英神片”,或许是《香港攻略战》。该片将日本描述为亚洲的解放者,日军带领亚洲人民在白人殖民政权下获得解放。在该片中,一位英军印度士兵在战争中受伤,日本军官在不管敌友的情况下尽力抢救,但为时已晚。印度士兵在临终前终于觉醒,“借助日本之力,解放印度的时间到了。”

    除了日治政府授意拍摄的主旋律电影以外,民间电影公司有权自摄电影,但受到严格规制。日本政府控制香港不久,即颁布《香督令》,规定了哪些电影不得拍摄和放映:

    1、对皇室有不敬者;

    2、对国策有加诽谤批判之处,或被认为有妨害国策之处;

    3、对帝国军队并军人之威信有损毁之处;

    4、被认为于军政施行国土防卫并防谍工作有害之处者;

    5、有损盟邦国家名誉之虞者;

    6、有益于敌国及敌性国家,使观众对敌国产生羡慕之心或者助成其羡慕之念者;

    7、被认为扰乱社会秩序及有伤风化者;

    8、认为有其他原因。

    这段规定,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确实有几分熟悉之处,无所适从。而由于电影控制与传播是如此的有效,即便是日治后期,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戏院也屡屡被盟军空袭频繁,日治政府对社会其他方面均实施节约燃料制度,但对于电影,却从未禁止。

    并非人人都可以阅读,所以视觉是打入人脑最直接的魔弹,听觉则位居其次。

    1942年,放送局播放的电台节目,已经开始朝夕不停地宣扬“大东亚共荣”思想。为了体现大东亚共荣,新闻广播也包括了多种语言:北京语、粤语、日本语、英语、印度语。从1942年11月25日起,放送局首次播放《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这几乎成为香港的“城歌”,日治政府还指导市民练习此曲,每周一三五日,四天播放不休——如今提及二战时期的洗脑,人们往往联想到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却不知,远东的日本早已在影像与听觉上,成功的营造了集体认同和共鸣。

    要彻底的控制社会舆论,报刊自不例外。

    1942年中期,日治政府将部分报纸合并——因为报纸数目越少,竞争就越少,更利于控制新闻。

    日本政府将原有的十一家华文报纸合并为四家报馆,分别刊印《南华日报》、《华侨日报》、《香岛日报》、《东亚晚报》。官方也扶助香港日报社发行了中文版的《香港日报》、日语版的《香港日报》、英文版的Hong Kong News。

    如同控制娱乐、娼妓、电影等一样,日本的方式是继续借用民间组织的力量——当然,新闻团体尤其特殊,日本政府并非要建立一个捍卫新闻自由的记者协会,而是要建立一个亲建制的新闻记者俱乐部,它表面上团结各界,实则控制舆论。通过记者俱乐部间接控制报社的话语权,日本政府也得心应手的直接控制了新闻舆论。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完全的实施报禁。因此,各类含沙射影的小说、流落香港的“进步”作家的皮里阳秋,可以间接地发表出来。这可能仍然在表明,军国主义政权与列宁主义政权尽管同样拥有乌托邦的彼岸理想,但在控制社会的程度上,日本仍然对苏联望尘莫及。

    尽管如此,日治政府在香港展开的舆论斗争,依然所向披靡,很快就拿下了“上甘岭”。当日治政府刚刚统治香港时,建制报刊上就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最大的决战的关头,香港固不能独自安闲的过活。”

    而现在,总督矶谷廉介则在报刊上直接发表训诫与教化:

    “现尔各居民应忍耐艰苦,擅体圣战之意义,切戒淫放恣,在皇军治下,奋发努力。对于时居多所贡献,凡尔民众,如能革除故态陋习,挺身自力,一秉东洋精神,完成大东亚兴隆伟业者,本督当以知己待之。其有违反道义,不守规范者,乃东亚万民之公敌,非我重土之民。”

    还要过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才会重新光复,回到曾经“知己”的怀抱。

    那之后,香港会继续成为中国大陆南逃民众的避难所,会诞生更多的民营报纸、更多的影帝、更多的作家、更多的社运人士,也会制造更多的政治漩涡。回溯历史,无论是土著香港人,还是南来香港的大陆人,他们似乎都从来没有长久的安全感和主体感,而总在被外来政权决定走向——无非有的殖民者更加文明,有的殖民者更加粗暴。

    曾经的香港,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起现在更加文明和包容的城市,八零年代与四零年代,确实有某种程度的类似,那便是在命运分岔路的香港,始终都没有选择权。

    1940年代日本的到来,打断了香港继续繁荣文明的进程。而如今,香港又面临着新的幻灭。

    但这便是后话了。

    2016/9/17 1: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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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木马”跑两天

    日治以后的香港,影帝吴楚帆再也没法看到酣畅激战的英式足球联赛。原因之一,是原有的球队都不见了。

    在战前,参加足球联赛的多是英军驻港部队。18天后,这些战士成为俘虏,英式足球成为过去式,他们曾加盟的金免多、苏皇军、三十营炮兵,都随着战败而烟消云散。剩下的华人球队,南华、东方、光华也不复从前辉煌。大型足球开始变为五人制小型足球。

    与此同时,体育活动不再是关乎爱好和观赏,而是成为“基本国策”。日治政府把香港视为国土的一部分,当然也将香港体育视为日本体育的一部分。这项发明来自于墨索里尼,他认为透过体育,可以聚集群众,宣传集体意志,控制人民思想。

    所以,在被收编的报刊上,新闻不复报道英式足球。即便是英文报章,也开始刊载“Sport in Japan”,更是把香港体育的现状也记录其中——以此为香港人介绍母国的体育活动,用体育的方式让香港人做起“日本梦”,以增加香港与日本的凝聚力。

    除此以外,体育也有消闲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有闲阶级的存在。所以除开锻炼集体意志,自由消闲也在所难免。

    回复:日本占领香港后如何治理

    香港保卫战

    作为岛城,香港的海域从来都是市民们游泳的场所。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海岸被宣布处于战时状态,海岸不再对市民开放。然而居住此城,从来离不开海水。日治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在占领香港一年以后,逐步恢复市民的低成本消闲方式——于是部分的恢复了浅水湾至大浪湾的海岸,以及十三咪至青山湾南岸。

    九龙的旺角溜冰场,以及北角丰国海水浴场的溜冰场地,成为困顿都市里,青年男女恋爱欢娱的仅存场所。那时候无聊乏味,少年人可以从上海街出去,沿着窝打老道直走,路过街市,穿过曾经的欢腾,似乎便再无处可走。而旺角溜冰场,则是少有的游乐场,那里有微妙而谨慎的幸福。

    日本政府在规训香港和维持欢娱的平衡中努力,因此如罗大佑唱的那样,“马匹一周跑两天”也是日治政府的政策。赛马并非普通人的体育运动,它与其说是大众的体育,不如说是大众的赌博——赛马意味着博彩业的继续维持。

    日治政府当然有军事层面的考虑,他们需要通过赛马提升马匹体格,而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意味着生活方式不变,意味着幻想中的歌舞升平,繁荣稳定。

    而赌博,是香港消沉社会里的兴奋剂。赌博产生愉悦兴奋,减轻抑郁、苦闷与孤独,现实在赌博时抽离意识,参与者在“刺激-愉悦-强化愉悦-成瘾”中快速循环,博彩业被重回贫困的港人视为躲避现实的乌有乡,快速致富的脱贫地。

    规训与收服的手段无处不在,过去只能由英国人管理的马会,日本人以排斥白种人为策,以符合“大东亚共荣圈”为号,将赛马交给由香港人亲自管理的“香港竞马会”。由于汽油的缺乏,港人郊游变得困难,跑马地迅速成为一个消闲的好去处。去往跑马地,除了赌博的刺激,当然也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大东亚共荣”的宣传。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溃败,让赛马最终变成了赛木马。没错,是真的赛木马。

    因战事、伤病、退役等因素,赛事的场数和出赛马匹数量急遽减少。1944年到1945年,单场比赛的马匹数锐减,由通常的九匹减少到五匹、四匹,甚至三匹都有。

    而由于马匹缺乏,影响了正常赛事的编排,因此日治后期的赛马活动,木马出现了。

    比赛的木马模型用相同模板制造,长约两尺,马匹漆上白色,标明记号。这样一来,“马”便多了。每场赛事增加到12匹木马参赛,头三名设有奖金。而木马的名字,则冠以那些逝世的马匹。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木马比赛是如何的情形,但据记载,比赛形式是——“各马以铁线连贯悬垂,号令一发,各马沿铁线震荡下泄,先达决赛点为冠军。”

    这种毫无竞争可言的比赛荒诞不经,却成为孤岛上的市民聊以慰藉,赖以为生的事物。比赛仍然存在,就意味着赌博还在继续,财富还能重新分配。而在赌场找上一份工,也能够在战事不断衰败,日治政府不断紧缩的情况下,活下去。影帝吴楚帆即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没有电影可演,在场子里找了份“巡场”的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道——

    “闭幕的一天,赌场内外,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我奇怪那时候的人心为什么这样不可蠡测,尽管大家都活在危巢之下,人人都有饿死之忧,但依然有这么多人热衷于赌博,希望幸获?我觉得即使这是一种苦闷的象徵,而此种所谓娱乐也是发展得相当畸形的。”

    事实上,没有人不知道那是毫无生命、索然无味的木马,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合作、招徕、投注、欢呼,让木马看上去真的像在奋力比赛一样。而木马的比赛如同一个隐喻,赛马是“木马”,游泳、溜冰、一切消闲皆是“木马”,它仿佛在描绘一个集体装傻的体制,人们在这里随波逐流,并不反对这个实质压迫自由、而非给予恩惠的独裁外来政权。

    所以,即便到日本帝国行将崩溃的1945年,“木马”在此城依然载歌载舞,直到大厦终于崩塌。

    2016/9/17 1: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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