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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主题:[抗战史话]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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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史话]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抗战史话]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第一部 局部抗战

    第一卷 九一八事变

    1、日本关东军的成立及其侵略活动

    1919年4月11日,日本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这样一个高级指挥机关。其表面的任务是:指挥其在东北的陆军部队,保卫关东州和铁路沿线地区。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部队便轮流进驻于旅顺至长春和奉天(沈阳)至安东(丹东)的铁路沿线各城市。

    日本自从占领旅大及南满铁路后,即以此为基地展开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经常派出具有各种身份、各种专业的人员在东北多次翻越荒无人烟的大小兴安岭、完达山、老爷岭、长白山等东北内地和边陲地区,有些还深入到内蒙、华北、西北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南疆的哈什等地侦察情况,绘制地图,了解气象,调查矿业、林业、水利、农产、畜牧等各项资源。一些历史、地理学者则对东北少数民族的形成、现状、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等写成符合日本侵略东北观点的著作。同时日本还特别注重调查了解我国当时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执政者对国家、对民众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我国不统一对日本进行扩张所形成的有利条件等等。

    1931年的夏季,日军派其参谋本部负责后勤的参谋中村震太郎,负责研究我国事务的参谋森赳、长勇,化装成平民分别至齐齐哈尔及扎兰屯地区、大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侦察。

    中村震太郎大尉于5月25日在我国军事禁区的乌兰浩特西北约30公里察尔森附近的四方台,被东北军关玉衡的步兵第3团所属第三连捕获。同行的除已退役的上士井杉延太郎之外,尚有为其领路的白俄希罗柯夫及本地人各1名。中村所测绘的地图,记载着交通、气象、土壤、水源、兴安岭驻军等情况,他们所携带的“三八式”步枪、“南部式”(即大正14年式)手枪各1支,洋马3匹、蒙古马1匹及毒品海洛因等全被缴获。在审讯中,中村承认是来侦察我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布防及该地区之铁路建筑情况。

    关玉衡是一位富有爱国心的军官,他对日军参谋本部居然敢于派出军官携带武器潜入我国早经宣布的军事禁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的罪行,非常注意,并知道如将该间谍上送,日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索回。因而在弄清了中村等的罪行后,他即令该团第3连连长宁文龙、第4连连长王秉义等于晚间将日军的这4名间谍全部就地枪决。

    日军参谋本部从5月下旬与中村失去联系后,即以各种办法进行寻找,当得知中村已被我国军队将其正法之后,日方即开始将这一不名誉的行为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在国内外,大肆造谣诬陷中国军队枪杀了日本军人,并为中村举行了大规模煽动性的追悼会。8月底日本政府又向我国东北地方政府,提出了至乌兰浩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等3项无理要求:

    (一)辽宁省政府主席藏式毅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日军谢罪。

    (二)对此事件之责任者屯垦军代理第3团团长关玉衡以下人员,予以严处。

    (三)对受害者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赔偿20万元。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利用中村事件进行宣传,为其侵略制造借口。

    2、“九·一八事变”前奏——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系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中的借口之一。

    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5日,中村以“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的名义,从洮南来到齐齐哈尔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中村同井杉延太郎(退役的关东军骑兵曹长,精通骑术,中村的助手)、一名白俄翻译、一名向导,一行4人骑马上路。他们离开齐齐哈尔,先是经昂昂溪、免渡河,西行至海拉尔,然后又途径伊列克得南下,翻过索伦山,直奔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准备与在洮南接应的另一名特务片仓衷会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中村一行。中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察尔森的深山沟里遇到麻烦。他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

    他从中村一行满不在乎的神情中,隐隐感到了一股杀气,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什么科学家,反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宁文龙决定把他们带回团部扣押起来。他把手枪往上抬了抬,颇为客气地说:“实在对不住各位。你们没有进入兴安屯垦区的文件,我们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你们得先跟我们走一趟。”

    “大大的混蛋!”中村听到这话脸色骤变,粗野地骂道,“我们是大日本国民。快快地放我们过去!”说罢,他习惯地把手伸向了腰间。

    “你还敢在我这骂人!”宁文龙气得咬牙切齿。他眼睛一瞪,发出了命令,“上!都给我捆起来!”

    周围的士兵听到命令一齐冲了上去,七手八脚地将中村4人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押送到团部。

    听说抓到几个日本人,而且他们还带着武器,正在外面操练部队的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大吃一惊。他想,日本人带枪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情况紧急,不容多想,他急忙策马赶回团部。

    桌子上摆满了缴获的物品,有军用望远镜一架,三八式马枪一支,南部式自动手枪一把……关玉衡一件件地察看完之后,顺手拿起南部式手枪, “咔嚓”一声推上子弹,自言自语地说道:“好枪。”

    中村等4人被押走后,关玉衡再次察看被缴获的物品。他把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和中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并排摊开,发现两张地图上的某些同一地点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这表明这些地方他们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看着这一件件物证,关玉衡陷入了沉思。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关团长,”跟在身边的副团长董昆吾(字平舆,时任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开了口,“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

    “对。”关玉衡果断地说,“先审问,后处理。”至于到底怎样处理这伙军事间谍,他一时还拿不出主意来。

    1931年6月26日上午。团部内外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办公室里,关玉衡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中村。中村,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身穿俄罗斯式皮夹克,头戴火车头式皮帽,脚穿短筒皮靴。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气质。

    审讯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姓名?”不答。“国籍?”还是不答。狡猾的中村摇头晃脑,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个小日本的嘴巴!关玉衡暗自在心里说。他随即命令改用日语审讯。“你到我们东北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

    中村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招,只好按事先编好的供词应付审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胡说!”关玉衡态度一变,打断了中村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井杉延太郎眼里掠过惊慌的神色,无言以对,只好低下了头。他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关玉衡焦急地思考着。关东军在沈阳、旅顺口、海城等地驻扎着大批军队,对东北早已经垂涎三尺,此时派遣军事间谍进行侦察,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

    若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若不放了他们,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会设法要回中村,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事关重大。关玉衡作为团长,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征求部下军官们的意见了。他喊来了通讯员,下达了 “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的命令。

    黄昏,如血的夕阳仍然散发着灼人的热浪。团部办公室里,关玉衡用镇定自若的目光扫视着20多个连以上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董平舆副团长态度明朗地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一营营长认为这样处理有理有据,表示赞同。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后,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关玉衡马上下令二审中村。

    中村面对满屋子怒气冲天的军官,根本没有想到会死到临头,气焰更加嚣张,不但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突然,他飞身直扑身边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夺枪不成,他便徒手与士兵格斗起来。

    “给我打!”关玉衡气得拍案而起。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疯狂地进行反抗,不顾一切地同军官们拼命厮打。“唰”的一声,关玉衡抽出了指挥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逼向了中村。军官们也都掏出手枪,“咔嚓咔嚓”地推上了子弹。中村顿时惊呆了。一瞬间,他的精神已完全被摧垮,像一具木乃伊似地僵立在那里。

    时间飞快地流逝。中村一口气交待完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后,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知道已是时至深夜。他心里不安起来,布满腥红血丝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中村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事实清楚,物证确凿,本人也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命令罪犯在供词上签字。”听到这话,中村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关头,心里又怕又恨。借签字之机,他突然一拳朝身边的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一看他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几枪托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三连司务长李德保站在门口,瞥见中村的手表飞落到门口,趁混乱中无人注意,手疾眼快地捡了起来,溜出屋子。

    “立正!”随着齐唰唰鞋后跟的磕碰声,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于1931年6月27日零点30分下达了射击命令。“啪啪啪……”枪声响过,赵衡马上指挥士兵把尸体和行李等浇上了汽油,划火点燃。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很快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将军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上。

    事后,日本特务机关采用种种办法,从李德保处得知了中村被处死的详细情况。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1931年9月13日,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带领宪兵20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沈阳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

    中村震太郎,因其从事特务活动而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处死了。然而,日本陆军总部却避开其特务活动不谈,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称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日本内阁会议也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日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军队无故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对其特务活动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关东军石原莞尔参谋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开往洮南,以武力威胁为借口,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就在1931年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目的是以此麻痹中国当局。24小时之后,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在原科尔沁右翼后旗北居日很山顶为中村震太郎立一石墓碑,并在墓前建一座小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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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者讲述“九一八”事变(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了沈阳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此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整个东北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生活。“九一八”事变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的北大营,620团三营九连的连长姜明文回忆,是凌晨四时之后开始还击的:“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4点多钟,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联系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遂又召集各营、连长商量。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六一九团已退出营房向东去了,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既有电话告诉必要时退出去,现在电话不通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我们都由北面出去。先到榆林堡大洼一带集合。’决定后,各连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一登上壕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

    王铁汉回忆与日军战斗之后,凌晨五时撤出了北大营。“……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晨5时”。凌晨四时之后开始撤退,与日军发生短暂的交火,历经半个多小时,凌晨五时得以撤出。

    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在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里的情况下,他是当夜第七旅行动的带队指挥官)回忆,“深夜二时”之后开始还击日军,掩护部队撤退:“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结集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出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份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军俘虏”。

    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县,记者找到了当年北大营的士兵陈广忠,“九一八”事变时他就在北大营。

    “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

    1931年9月的北大营,一如往日的平静,丝毫没有大战前的紧张。

    陈广忠回忆说,北大营一共有三个兵营,里面三个团,每个团住一个兵营,而日本兵都驻扎在南满站。南满站距离北大营只有十多里远。

    陈广忠说:“我们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他在他的地方咱在咱的地方驻防,没寻思。”由于最高统治者力求减少冲突,严禁抵抗,东北军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没有任何准备,每到节假日,士兵们还进入城内四处玩耍。

    9月14日到17日,关东军发动事变的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沿南满铁路视察各部队,并召开紧急会议,以确认事变发生后军队的运输和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有关人员也再次确认了柳条湖爆破的具体方案。而此时的少帅却带着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进入关内。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说,少帅对日本能不能发动“九一八”事变、会不会武力占领,几乎是没有什么真正警觉的,他可以派他的东北军的三分之一而且是主力部队到北京来支持老蒋,同时在沈阳他们自己的地方,相当多的一些参谋长及好多重要的军官都不在现场,都回家了,对发动这样一个事变他们可以说毫无警觉、毫无警惕。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已经就绪。

    事变发生时,东北军的代理长官、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

    辽宁大学教授胡玉海告诉记者,在9月18日上午的时候,日本第二师团有一个中队长叫平田到北大营来拜访旅长王以哲。王以哲当时不在旅里,参谋长赵镇藩接待了他。平田说:最近我们双方事情很多,怕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当天晚上进攻就是这个平田负责的,实际上这一天他是到北大营来刺探情况的,看看北大营动静怎么样,通过谈话看一看北大营的军官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是我们这方是毫无准备的。

    1931年9月18日夜,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家住宿去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远在北京的少帅正带着太太于凤至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里看戏。此时,日军的行动开始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北大营西侧的柳条湖。胡玉海说:“晚上十点多钟,住在虎石台的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就是川岛中队,带了105个人从虎石台南下到北大营的西侧,7个人到离北大营大约500米的柳条湖那儿安排炸药炸铁轨,大约是10点20分的时候,铁轨爆炸的声音响了。”

    爆破完成后,日军逼迫两名中国百姓穿上东北军士兵的服装,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制造了中国军人炸毁铁路的假现场。

    正在沈阳大和旅馆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接到柳条湖爆破成功的电话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连下了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

    到19日凌晨,攻打北大营的日军共有600多人,而北大营内三个团和三个特种连共有12000多人。后人评论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一战都是关东军的一场豪赌。陈广忠回忆道:“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连长来叫,枪声响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日军一开始是从西北角进去的,当时621团在西北角,619团在中间,620团在东侧,首先是从621团驻地冲进兵营,士兵已经都睡觉了,好多士兵没有准备,一边逃一边穿衣,枪也没有在手里,有的赶紧找枪,有的做局部的反抗。

    据史料记载,许多东北军士兵因为措手不及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在床上。

    胡玉海说,当时连队下令不许抵抗,炮声响了之后北大营的参谋长赵镇藩向旅长请示,旅长王以哲在市内,王以哲说:你先主持一下,我去和代司令荣臻商量办法。结果荣臻告诉他不许抵抗:如果敌人进来的话,把枪放在仓库里头,我们坚决不能抵抗。

    忍无可忍的士兵与日军展开了肉搏

    为了弄清当天晚上北大营士兵的情况,胡玉海在二十世纪80年代走访了当时健在的北大营官兵。

    胡玉海说:“北大营当时620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当敌人打进来之后团长没在,值日官把这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这时候团副回来以后下令必须撤回来,有的战士痛哭流涕拿拳头往墙壁上打,意思就是:这叫什么事?!人家都砍我们头了我们还不反抗,这怎么能行呢?!”

    陈广忠回忆:“开始打仗了,连长说听命令,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机让日本人砸了,连长一看没办法,一团快打完了,又来打二团,连长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这就打了。”

    620团的团长王铁汉听到炮声后赶回北大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率部向日军还击。陈广忠回忆说:“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带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到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当时我受伤了,嘴都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剩几个牙都拔了。”

    北大营官兵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的指挥下,向沈阳城外的东山嘴子撤退,就这样,12000多中国官兵在600多日军的驱赶下,于凌晨5点全部撤出北大营。

    据事后统计,北大营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日军开始向东北重镇沈阳发起进攻。

    “日本人进奉天了!”

    19日凌晨,日军步兵第29联队1000多人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与此同时,攻打东三省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的辽阳日军也开始了进攻,到9月19日凌晨5点,沈阳内城的小西门被日军攻破。

    当时住在沈阳的山峰奇老人回忆道:“这时候四面的老百姓惊慌得不得了。大人就嘈嘈,说是日本人进奉天了。大人就把我藏到柴火垛里去了,大家从墙缝里看、从窗户眼儿偷着看。看见坦克车,坦克车的后边就是日本兵,完全都是明晃晃地上着刺刀,我哥哥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不能上班了,兵工厂被日本兵把上了,门口写着‘进入者杀’,后来贴出告示以后,老百姓、工人还是迟迟不敢进。”

    19日凌晨,关东军以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8项命令,命令关东军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落入敌手。

    从那天起中国失去了东三省,东三省的三千万同胞从那天起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曾经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

    汤重南说道:“最准确地说,‘九一八’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至少应该说它是抗战的序幕。为什么往往不把它作为整个抗日战争的开始,因为在‘九一八’之后有相当间隔,1931年到1937年还有六年,日本国内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政局和对日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没有跟日本宣战,到‘七七’事变以后都没有,而中国政府正式宣战,是到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对美国宣战以后,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笑话。”

    在谈到“九一八”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地位时,胡玉海说:“‘九一八’以前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多次,但是远远不能和这次比,这次它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侵略之深入,它对中国掠夺,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财产、生命损失以及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生存,包括现代化进程的迟滞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山峰奇说:“我80多岁了,我就想告诉后一代的人不要忘记‘九一八’,就是在七十年前的‘九一八’这天,日本人曾经侵占过我们东北,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那儿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占领了十四年。”

    2020/2/1 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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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者讲述“九一八”事变(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了沈阳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此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整个东北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生活。“九一八”事变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的北大营,620团三营九连的连长姜明文回忆,是凌晨四时之后开始还击的:“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4点多钟,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联系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遂又召集各营、连长商量。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六一九团已退出营房向东去了,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既有电话告诉必要时退出去,现在电话不通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我们都由北面出去。先到榆林堡大洼一带集合。’决定后,各连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一登上壕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

    王铁汉回忆与日军战斗之后,凌晨五时撤出了北大营。“……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晨5时”。凌晨四时之后开始撤退,与日军发生短暂的交火,历经半个多小时,凌晨五时得以撤出。

    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在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里的情况下,他是当夜第七旅行动的带队指挥官)回忆,“深夜二时”之后开始还击日军,掩护部队撤退:“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结集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出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份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军俘虏”。

    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县,记者找到了当年北大营的士兵陈广忠,“九一八”事变时他就在北大营。

    “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

    1931年9月的北大营,一如往日的平静,丝毫没有大战前的紧张。

    陈广忠回忆说,北大营一共有三个兵营,里面三个团,每个团住一个兵营,而日本兵都驻扎在南满站。南满站距离北大营只有十多里远。

    陈广忠说:“我们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他在他的地方咱在咱的地方驻防,没寻思。”由于最高统治者力求减少冲突,严禁抵抗,东北军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没有任何准备,每到节假日,士兵们还进入城内四处玩耍。

    9月14日到17日,关东军发动事变的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沿南满铁路视察各部队,并召开紧急会议,以确认事变发生后军队的运输和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有关人员也再次确认了柳条湖爆破的具体方案。而此时的少帅却带着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进入关内。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说,少帅对日本能不能发动“九一八”事变、会不会武力占领,几乎是没有什么真正警觉的,他可以派他的东北军的三分之一而且是主力部队到北京来支持老蒋,同时在沈阳他们自己的地方,相当多的一些参谋长及好多重要的军官都不在现场,都回家了,对发动这样一个事变他们可以说毫无警觉、毫无警惕。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已经就绪。

    事变发生时,东北军的代理长官、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

    辽宁大学教授胡玉海告诉记者,在9月18日上午的时候,日本第二师团有一个中队长叫平田到北大营来拜访旅长王以哲。王以哲当时不在旅里,参谋长赵镇藩接待了他。平田说:最近我们双方事情很多,怕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当天晚上进攻就是这个平田负责的,实际上这一天他是到北大营来刺探情况的,看看北大营动静怎么样,通过谈话看一看北大营的军官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是我们这方是毫无准备的。

    1931年9月18日夜,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家住宿去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远在北京的少帅正带着太太于凤至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里看戏。此时,日军的行动开始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北大营西侧的柳条湖。胡玉海说:“晚上十点多钟,住在虎石台的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就是川岛中队,带了105个人从虎石台南下到北大营的西侧,7个人到离北大营大约500米的柳条湖那儿安排炸药炸铁轨,大约是10点20分的时候,铁轨爆炸的声音响了。”

    爆破完成后,日军逼迫两名中国百姓穿上东北军士兵的服装,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制造了中国军人炸毁铁路的假现场。

    正在沈阳大和旅馆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接到柳条湖爆破成功的电话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连下了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

    到19日凌晨,攻打北大营的日军共有600多人,而北大营内三个团和三个特种连共有12000多人。后人评论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一战都是关东军的一场豪赌。陈广忠回忆道:“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连长来叫,枪声响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日军一开始是从西北角进去的,当时621团在西北角,619团在中间,620团在东侧,首先是从621团驻地冲进兵营,士兵已经都睡觉了,好多士兵没有准备,一边逃一边穿衣,枪也没有在手里,有的赶紧找枪,有的做局部的反抗。

    据史料记载,许多东北军士兵因为措手不及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在床上。

    胡玉海说,当时连队下令不许抵抗,炮声响了之后北大营的参谋长赵镇藩向旅长请示,旅长王以哲在市内,王以哲说:你先主持一下,我去和代司令荣臻商量办法。结果荣臻告诉他不许抵抗:如果敌人进来的话,把枪放在仓库里头,我们坚决不能抵抗。

    忍无可忍的士兵与日军展开了肉搏

    为了弄清当天晚上北大营士兵的情况,胡玉海在二十世纪80年代走访了当时健在的北大营官兵。

    胡玉海说:“北大营当时620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当敌人打进来之后团长没在,值日官把这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这时候团副回来以后下令必须撤回来,有的战士痛哭流涕拿拳头往墙壁上打,意思就是:这叫什么事?!人家都砍我们头了我们还不反抗,这怎么能行呢?!”

    陈广忠回忆:“开始打仗了,连长说听命令,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机让日本人砸了,连长一看没办法,一团快打完了,又来打二团,连长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这就打了。”

    620团的团长王铁汉听到炮声后赶回北大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率部向日军还击。陈广忠回忆说:“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带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到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当时我受伤了,嘴都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剩几个牙都拔了。”

    北大营官兵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的指挥下,向沈阳城外的东山嘴子撤退,就这样,12000多中国官兵在600多日军的驱赶下,于凌晨5点全部撤出北大营。

    据事后统计,北大营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日军开始向东北重镇沈阳发起进攻。

    “日本人进奉天了!”

    19日凌晨,日军步兵第29联队1000多人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与此同时,攻打东三省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的辽阳日军也开始了进攻,到9月19日凌晨5点,沈阳内城的小西门被日军攻破。

    当时住在沈阳的山峰奇老人回忆道:“这时候四面的老百姓惊慌得不得了。大人就嘈嘈,说是日本人进奉天了。大人就把我藏到柴火垛里去了,大家从墙缝里看、从窗户眼儿偷着看。看见坦克车,坦克车的后边就是日本兵,完全都是明晃晃地上着刺刀,我哥哥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不能上班了,兵工厂被日本兵把上了,门口写着‘进入者杀’,后来贴出告示以后,老百姓、工人还是迟迟不敢进。”

    19日凌晨,关东军以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8项命令,命令关东军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落入敌手。

    从那天起中国失去了东三省,东三省的三千万同胞从那天起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曾经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

    汤重南说道:“最准确地说,‘九一八’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至少应该说它是抗战的序幕。为什么往往不把它作为整个抗日战争的开始,因为在‘九一八’之后有相当间隔,1931年到1937年还有六年,日本国内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政局和对日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没有跟日本宣战,到‘七七’事变以后都没有,而中国政府正式宣战,是到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对美国宣战以后,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笑话。”

    在谈到“九一八”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地位时,胡玉海说:“‘九一八’以前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多次,但是远远不能和这次比,这次它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侵略之深入,它对中国掠夺,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财产、生命损失以及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生存,包括现代化进程的迟滞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山峰奇说:“我80多岁了,我就想告诉后一代的人不要忘记‘九一八’,就是在七十年前的‘九一八’这天,日本人曾经侵占过我们东北,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那儿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占领了十四年。”

    2020/2/1 1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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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于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他们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中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

    2020/2/1 8: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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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间谍妓女获知中村被杀的情报

    1930年春天,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建川美次,先后派遣了军事侦察员佐久间、森赴和长通3个大尉到“满洲”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为安排好进军时亲日蒙古王公的策应活动,彻底弄清“满蒙心腹地带”——兴安地区情况,又派了中村震太郎大尉去做最后一次勘测,作为进军的前奏。

    中村震太郎大尉,1897年出生,陆军大学毕业后,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担任侦察员。

    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5月10日自东京出发,3天后到达中国福顺,见到了前来接应的关东军军事间谍片仓衷大尉。5月19日,片仓衷陪同中村震太郎到达沈阳,于指定地点见到了前来接应的蒙古族向导留存宝。同月下旬,中村、片仓衷和留存宝一行3人到达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百武机关。臭名昭著的百武机关大特务甘粕正彦早已按照密电,为中村备好所需经费、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另外,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俄国向导米罗阔夫。

    由于中村震太郎嗜赌成性,而米罗阔夫也总想发财,在哈尔滨逗留期间,两人一拍即合,合伙来到哈尔滨南岗轮盘赌场,一赌就是两昼夜!最后一天,中村震太郎输红了眼,将手腕上的手表也押了上去。这只由日本厂家生产的手表将全部机件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人们称之为“三道梁手表”,在市场上还不多见,只是提供给日本军官使用。随行的片仓衷一见中村将表押上,立即加以制止,将自己的筹码让了过去,但手表的样子却深印在其脑中了。

    1931年6月1日,中村真太郎一行到达齐齐哈尔朝日旅馆(日本间谍机关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充当中村执行任务的日籍向导。5天后,中村震太郎携白俄翻译米罗阔夫、蒙古族联络官留存宝,骑3匹蒙古马,带足干粮、器材、毒品,自齐齐哈尔市出发,经昂昂溪,西行到达洮南府。约好的片仓衷在那里接应,完成任务。

    植松菊子,日本妓女,也是日本特务机关住齐齐哈尔支部的一名间谍。6月22日洮南日本领事馆受到中村自海拉尔发给植松菊子一份电报,称“预计7月3日可到洮南”。片仓衷当即去接应,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见中村一行的踪影。按事先约定,片仓衷知道出了事情,立刻向哈尔滨百武机关报告。百武机关通知各部和各组织特务,密切注意洮南方向。

    7月25日植松菊子根据通知,有意纠缠正在余公府一带修筑铁路、当时来齐齐哈尔出差的工头王翼先过夜,用各种甜言蜜语套话。终于,王翼先这个民族败类把中国军事禁区内的“新闻”原原本本的端了出来。他说:军事禁区内出现了“国际间谍组”,有日本人、俄国人,还有蒙古人,为首的日本人是个大官,被中国屯垦军捉住杀了头,焚尸灭迹,现禁区不准入内……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那个日本大官有只“三道梁手表”,非常好,现被他的朋友李德宝典在洮南大兴当铺里。

    植松菊子将这些情况迅速电告百武机关。百武机关复电通令保密,有片仓衷领导调查核实。片仓衷知道,要就此事向中国当局交涉,光凭“听说”不行,还必须拿到认证或物证,因此,便到洮南大兴当铺去查中村的手表。在那里,得知确有这只手表,典注是屯垦三团的李德保,但要看表必须有契票,否则别想!片仓衷将情况报告给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大喜过望,下决心一定要将手表弄到手,因年前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他正在发愁无从下手,现在有了这个好机会岂不是天助神佑?可怎样才能将手表弄到手呢?想来想去,他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川岛芳子——金璧辉。

    8月9日星期天,王翼先和李德保婴齐齐哈尔朝日旅馆老板铃木县太郎(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头子)的邀请,到日本妓院去“度假”。饮酒中,铃木妻子告知从南满来了一名朝鲜籍妓女,带有大量的“白货”(海洛因),与贱价出售。李德保动了心,去到后屋见了这名妓女,想要全部买下,但苦于带钱不足,此时,王翼先已溜走。那妓女说,有什么押的也可以,李德保想了想便拿出一张“三道梁手表”的契票。那妓女将契票拿到手后立即变脸,原来,她便是川岛芳子金璧辉。李德保这个民族败类是个软骨头,见到铃木夫妻手持手枪、匕首,凶相毕露,便躬下身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31年6月26日晨,中村军事侦察组4人来到王爷庙西北20公里的余公府。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看到这几个人鬼鬼祟祟,极为可疑,便将其扣留。经检查,发现他们携带武器弹药、测绘仪器、军用地图和大量的调查笔记。调查日志上,不但记载了这伙人经过的路线、每日的进度、军事禁区的详细情况,还记有在巴公府与蒙古各王爷秘密会谈、准备起事的纪要。这是一伙日本陆军的军事间谍无疑!

    当天,团长关玉衡在外校阅,闻讯后赶回。次日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态度蛮横,东扯西拉,破洞百出,坚决不认罪。1931年6月27 日晚,关玉衡召开连以上官长会议,研究处置办法。会上,大家都认为放了他们会暴露兴安地区军事机密,而且会带来蒙古王爷起事的现实威胁,于国于民都不利。但通过外交途径,根据以往多次交涉看来,“弱国无外交”,日本陆军不但不会认错,反而会用治外法权要回他们,找出各种理由倒打一耙,徒惹麻烦!大家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军事禁区首长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处死军事间谍。但是,关玉衡认为,中村一行罪证确凿,应予公开处罪,以明正罪行。为争取他们认罪,乃再次审讯。此时中村更加嚣张,企图去夺卫兵枪支,遂被击昏。于是,关玉衡命令三连连长宁文龙、四连连长王秉羲将日本军事间谍4人处决,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处置外国军事间谍,说来可怜,宛若做贼!

    中村震太郎在夺取卫兵武器时,在场军人七手八脚将他打翻在地,格斗中,中村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适值团部团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后不声不响拾去,无人注意。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将它押于大兴当铺内……

    川岛芳子拿到契票,即去洮南府兑回了中村震太郎的手表,交与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如获至宝,于是启程回东瀛,向已改任第一部(作战部)的建川美次当面汇报。

    “证据”到手,日本陆军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少帅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图财害命,证据确凿”。他们已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8月20日日本陆军南次郎召开师团长会议,磨刀霍霍,讨论如何贯彻建川美次炮制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9月16日建川美次又亲自到沈阳活动。由此,各特务组织同时活动,战争机器全部运转。两天后,即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2020/1/31 18: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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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间谍妓女获知中村被杀的情报

    1930年春天,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建川美次,先后派遣了军事侦察员佐久间、森赴和长通3个大尉到“满洲”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为安排好进军时亲日蒙古王公的策应活动,彻底弄清“满蒙心腹地带”——兴安地区情况,又派了中村震太郎大尉去做最后一次勘测,作为进军的前奏。

    中村震太郎大尉,1897年出生,陆军大学毕业后,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担任侦察员。

    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5月10日自东京出发,3天后到达中国福顺,见到了前来接应的关东军军事间谍片仓衷大尉。5月19日,片仓衷陪同中村震太郎到达沈阳,于指定地点见到了前来接应的蒙古族向导留存宝。同月下旬,中村、片仓衷和留存宝一行3人到达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百武机关。臭名昭著的百武机关大特务甘粕正彦早已按照密电,为中村备好所需经费、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另外,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俄国向导米罗阔夫。

    由于中村震太郎嗜赌成性,而米罗阔夫也总想发财,在哈尔滨逗留期间,两人一拍即合,合伙来到哈尔滨南岗轮盘赌场,一赌就是两昼夜!最后一天,中村震太郎输红了眼,将手腕上的手表也押了上去。这只由日本厂家生产的手表将全部机件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人们称之为“三道梁手表”,在市场上还不多见,只是提供给日本军官使用。随行的片仓衷一见中村将表押上,立即加以制止,将自己的筹码让了过去,但手表的样子却深印在其脑中了。

    1931年6月1日,中村真太郎一行到达齐齐哈尔朝日旅馆(日本间谍机关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充当中村执行任务的日籍向导。5天后,中村震太郎携白俄翻译米罗阔夫、蒙古族联络官留存宝,骑3匹蒙古马,带足干粮、器材、毒品,自齐齐哈尔市出发,经昂昂溪,西行到达洮南府。约好的片仓衷在那里接应,完成任务。

    植松菊子,日本妓女,也是日本特务机关住齐齐哈尔支部的一名间谍。6月22日洮南日本领事馆受到中村自海拉尔发给植松菊子一份电报,称“预计7月3日可到洮南”。片仓衷当即去接应,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见中村一行的踪影。按事先约定,片仓衷知道出了事情,立刻向哈尔滨百武机关报告。百武机关通知各部和各组织特务,密切注意洮南方向。

    7月25日植松菊子根据通知,有意纠缠正在余公府一带修筑铁路、当时来齐齐哈尔出差的工头王翼先过夜,用各种甜言蜜语套话。终于,王翼先这个民族败类把中国军事禁区内的“新闻”原原本本的端了出来。他说:军事禁区内出现了“国际间谍组”,有日本人、俄国人,还有蒙古人,为首的日本人是个大官,被中国屯垦军捉住杀了头,焚尸灭迹,现禁区不准入内……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那个日本大官有只“三道梁手表”,非常好,现被他的朋友李德宝典在洮南大兴当铺里。

    植松菊子将这些情况迅速电告百武机关。百武机关复电通令保密,有片仓衷领导调查核实。片仓衷知道,要就此事向中国当局交涉,光凭“听说”不行,还必须拿到认证或物证,因此,便到洮南大兴当铺去查中村的手表。在那里,得知确有这只手表,典注是屯垦三团的李德保,但要看表必须有契票,否则别想!片仓衷将情况报告给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大喜过望,下决心一定要将手表弄到手,因年前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他正在发愁无从下手,现在有了这个好机会岂不是天助神佑?可怎样才能将手表弄到手呢?想来想去,他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川岛芳子——金璧辉。

    8月9日星期天,王翼先和李德保婴齐齐哈尔朝日旅馆老板铃木县太郎(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头子)的邀请,到日本妓院去“度假”。饮酒中,铃木妻子告知从南满来了一名朝鲜籍妓女,带有大量的“白货”(海洛因),与贱价出售。李德保动了心,去到后屋见了这名妓女,想要全部买下,但苦于带钱不足,此时,王翼先已溜走。那妓女说,有什么押的也可以,李德保想了想便拿出一张“三道梁手表”的契票。那妓女将契票拿到手后立即变脸,原来,她便是川岛芳子金璧辉。李德保这个民族败类是个软骨头,见到铃木夫妻手持手枪、匕首,凶相毕露,便躬下身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31年6月26日晨,中村军事侦察组4人来到王爷庙西北20公里的余公府。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看到这几个人鬼鬼祟祟,极为可疑,便将其扣留。经检查,发现他们携带武器弹药、测绘仪器、军用地图和大量的调查笔记。调查日志上,不但记载了这伙人经过的路线、每日的进度、军事禁区的详细情况,还记有在巴公府与蒙古各王爷秘密会谈、准备起事的纪要。这是一伙日本陆军的军事间谍无疑!

    当天,团长关玉衡在外校阅,闻讯后赶回。次日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态度蛮横,东扯西拉,破洞百出,坚决不认罪。1931年6月27 日晚,关玉衡召开连以上官长会议,研究处置办法。会上,大家都认为放了他们会暴露兴安地区军事机密,而且会带来蒙古王爷起事的现实威胁,于国于民都不利。但通过外交途径,根据以往多次交涉看来,“弱国无外交”,日本陆军不但不会认错,反而会用治外法权要回他们,找出各种理由倒打一耙,徒惹麻烦!大家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军事禁区首长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处死军事间谍。但是,关玉衡认为,中村一行罪证确凿,应予公开处罪,以明正罪行。为争取他们认罪,乃再次审讯。此时中村更加嚣张,企图去夺卫兵枪支,遂被击昏。于是,关玉衡命令三连连长宁文龙、四连连长王秉羲将日本军事间谍4人处决,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处置外国军事间谍,说来可怜,宛若做贼!

    中村震太郎在夺取卫兵武器时,在场军人七手八脚将他打翻在地,格斗中,中村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适值团部团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后不声不响拾去,无人注意。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将它押于大兴当铺内……

    川岛芳子拿到契票,即去洮南府兑回了中村震太郎的手表,交与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如获至宝,于是启程回东瀛,向已改任第一部(作战部)的建川美次当面汇报。

    “证据”到手,日本陆军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少帅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图财害命,证据确凿”。他们已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8月20日日本陆军南次郎召开师团长会议,磨刀霍霍,讨论如何贯彻建川美次炮制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9月16日建川美次又亲自到沈阳活动。由此,各特务组织同时活动,战争机器全部运转。两天后,即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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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抗战史话]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2020/1/31 17: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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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玉衡的命运

    1931年9月24日,关玉衡同东北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盘查、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火车站乘火车赶到北平(今北京)。少帅在顺成王府官邸接见关玉衡,委任关玉衡为帅府参议,月支200元,并移居西单花园饭店内。

    1932年初春,关玉衡来到北平香山慈幼院,拜见院长熊希龄,把长子关松军(8岁)、次子关松亭(4岁)、小儿子关松森(2岁)托付给熊希龄院长。随后,从北平到上海任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后援工作。同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哲理木盟开鲁县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任右路军指挥。指挥部队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

    何应钦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后,老蒋下令解散东北义勇军。关玉衡回到北平。

    1936年元旦过后,关玉衡从北平到西安晋见少帅,少帅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

    随后,少帅下令委任关玉衡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任(陕西省)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少帅、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关玉衡甚为兴奋,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县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只走了走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剧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关松军对他说,是为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像我的小子,好好干!”

    1949年冬,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关玉衡从南京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2020/1/31 9: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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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的具体侵略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订出。关于在沈阳制造侵略借口,爆炸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关于在吉林市、哈尔滨挑起事端,造成日本占领的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负责。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花谷正爆炸铁路的计划是:由当时任少帅将军的日本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佐的助手今井新太郎大尉指挥,执行部队由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虎石台第3中队担任。

    具体行动方案:在事件开始的当晚,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以演习名义率中队由虎石台向南经文官屯,一部至柳条湖的铁路边,川岛则率领中队在北大营外围的预定地点展开。河本率中队少数人在铁路边,将今井新太郎提供的炸药放于铁轨附近并予以引爆。川岛听到爆炸声之后,即指挥部队向北大营攻击。

    此时在沈阳城内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则根据所谓中国军队爆炸了柳条湖附近铁路的报告,即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板垣所策划的诬蔑我国军队爆炸铁路,除了为欺骗舆论、蒙混国际视听、寻找侵略的借口外,还有为关东军自身作解脱责任的考虑——未经请示,即动用部队与别国作战。因1919年4月11日规定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共9条)其中第3条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独自决定动用部队行使武力,但应立即报告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石原的作战计划,除规定作战开始的当晚,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29联队进攻沈阳城之外,还规定在事件发生后,以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公主岭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3旅团和骑兵第2联队,作好攻击宽城子、南岭我国军队的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到时出动与就近的我国驻军作战;根据吉林市的“反日活动”,第2师团以“护侨”名义占领吉林;向朝鲜军请求派出陆军和空军部队,越过鸭绿江到达沈阳进行支援。

    计划中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时,关东军的一部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则位于吉林市以北的舒兰一带和白城子至索伦地区。

    这个作战计划制定之后,板垣和石原即以个人关系,与其参谋本部的中国科长重蘑千秋大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大佐、朝鲜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少佐、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第1大队长名仓刊少佐、沈阳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和驻虎石台车站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等,作好了暗中联系,届时统一行动。

    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事件的日期,原定在东北各地秋收之后,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射击的9月28日(阴历8月17日),因事机泄露而提前。其原因:一是我国驻国际联盟韵代表施肇基于9月11日,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总会上,揭露了日军在我国东北正利用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等为借口作侵略的准备,二是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根据近日关东军将有所行动的风传,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内已秘密放列了24公分的大口径火炮;关东军改变了多年的做法,不事先通告即进行演习,且夜间演习不少是在北大营四周和沈阳城的附近进行等情况,遂向外务省作了报告。

    林久治郎9月15日又向当时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去机密电报,内容主要提到关东军最近正集结军队并从仓库中取出物资、弹药,气氛紧张,近期似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币原依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了质问,认为这是推翻了若槻礼次郎内阁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的外交方针。于是南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商量之后,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了解和制止关东军的这一行动。

    然而,建川本身就是赞成关东军采取这一激烈行动。加之在他出发的前后,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续数次向板垣发出:“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无须担心,应坚决行动”等内容的密码电报。

    建川美次于9月18日傍晚经本溪至沈阳。板垣前往本溪迎接,当他驻进沈阳柳町的旅馆后,即在旅馆派上岗哨,并劝他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危险。随后,板垣即回到沈阳的特务机关,等待着由其一手导演的事件发生。

    就这样,原定在9月28日的侵略行动计划,提前于9月18日晚10点20分开始实施。

    川岛当晚利用月光,率第3中队105人,从虎石台向南至文官屯,给河本末守留下1个分队(班)共7人,使其沿铁路继续向南至柳条湖附近,其余即向北大营以北、以西地区展开,当听到爆炸声音后,即开始攻击。

    河本在10点20分将放在柳条湖铁轨附近的炸药引爆,但并未炸断铁路。第3中队听到这一巨响之后,即从高粱地中前进,攻击北大营。

    布置于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中的炮兵部队得到通报后,即以24公分的大口径榴弹炮向北大营、东塔机场等地射击。独立守备第2大队、步兵第29联队则按板垣下达的命令至规定的作战地区开始行动。此时的沈阳城立刻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之中。

    由守备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所率的第1、第4中队和炮兵分队由南站乘火车于晚11点50分至柳条湖之后,与第3中队会合,先占领了北大营的西营区,接着占领了东营区和兵营东南方向的东北无线电总台,至19日早6时30分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在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29联队已投入战斗,沈阳地区炮火连天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尚不知道这些具体情况。直至夜间的11点45分以后,花谷、板垣才向在旅顺的本庄和三宅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柳条湖铁路,并袭击守备队,现正对北大营及沈阳的中国军事机关进行出击。同时要求本庄对这一行动予以认可。本庄终于下了决心,并说:由本人承担责任,干吧!于是当晚各地按关东军的命令开始行动。

    19日凌晨1时20分至2点,关东军分别向辽阳的第2师团,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长春步兵第3旅团发出如下之电话和电报命令:

    (一)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立即率师团主力,由辽阳向沈阳集中,攻击该地的中国军队。

    (二)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少将,指挥步兵第4联队,骑兵第2联队警备长春,并对该地区附近的中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

    (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守备第1、第5大队前进至沈阳。

    (四)守备第3大队攻占营口。

    (五)守备第4大队攻占凤城与安东(丹东)。

    (六)守备第6大队派出两个中队至沈阳,归第2师团长指挥。

    另外,致电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通报沈阳战况与攻陷沈阳的决心,并请求派兵支援。

    本庄繁在作了上述的作战布署之后,即率关东军机关和驻旅顺的步兵第30联队、旅顺重炮兵大队等,于19日上午3时30分从旅顺乘火车向沈阳进发。

    驻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于19日零时40分至1点,从驻地出发。平田幸弘大佐决定:由藤井勇少佐的第2大队从沈阳城西攻入城内;名仓刊少佐的第1大队在城西面的北侧配合进攻。约在4点30分,第2大队已占领了西城墙一带地区,第1大队则占领了西城墙北侧的一段。

    之后,平田与第2师团参谋西山福太郎作了研究后确定:29联队单独进攻沈阳城;攻击方法:进城后由西向东推进。

    此时沈阳城内的军警,也因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而先后撤出。19日5时30分左右,敌29联队进入城内,几乎未遭到抵抗,于上午6时左右推进到城内的东城墙一线,沈阳城全部被其占领。

    在辽阳的第2师团,19日1时30分接到关东军的命令后,即与步兵第15旅团,分乘两列车开向沈阳。多门二郎乘第1列车于4点45分到达,当得悉守备第2大队已攻进北大营,战斗正在顺利进行中,29联队已攻占至沈阳西城墙一带时,于是命令同车前来的第16联队第3大队长坂井逸二少佐率步兵1个中队和1个机枪小队经沈阳城以南地区向东,占领、封锁东塔机场,占领沈阳兵工厂,从东面策应对沈阳城的进攻。当第2列车到达时,多门于5点30分命令:

    (一)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攻占沈阳兵工厂及东塔航空处;

    (二)步兵第29联队,继续进攻沈阳城;

    (三)以步兵第16联队之第10中队为师团预备队,与师团司令部一同位于沈阳车站附近。

    天野率滨本的第16联队于5时50分从沈阳南站出发,由南边绕过尚有零星战斗的沈阳城。8时25分担任先头警戒的小圜江邦雄少佐之第2大队一部,已前出到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其余部队则先后占领了有远东“克虏勃”之称的沈阳兵工厂(“KRUPP克虏勃”系德国有名的钢铁企业,位于鲁尔区的埃森市,主要生产枪炮、车辆、轮机)和东塔飞机场。坂井的第3大队在占领机场之后,很快即取下了飞机上的部分零件和电瓶,并将机场内的人员集中看管,以防有人将飞机飞走。此时在东塔机场的飞机,包括已在使用和进口尚未安装的约110架,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而兵工厂损失的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更多。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身后都惊讶不已!感到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

    多门根据沈阳整个作战情况,认为只有在占领了接近东部山区的东大营和东陵地区后,沈阳的局势才能平定。因而于19日7时50分决定继续攻占上述地区。其部署是:以刚从铁岭到达北大营东北方向的守备第5大队为北翼;以刚从鞍山调来的守备第6大队为南翼;以守备第2大队为预备队。进攻路线:沿沈阳去抚顺的铁路南侧前进。多门直接指挥的这3个大队。在前进中,均未遭到抵抗于19日11时40分至12点30分先后占领了东大营和山咀子。位于山咀子的炮兵教导团,36门山、野炮全部丢失。之后,日军即在该地进驻了部分部队。

    守备队司令官森连,根据长春方面战事趋于紧张,他决定小河原中佐的守备第1大队去长春,而自率守备第1大队第3中队的1个小队,19日从公主岭到达沈阳。在这以前,该地区的几个独立守备大队均由多门指挥。

    驻长春的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于9月19日零时15分得到“满铁”长春车站的通报,知沈阳中、日两军已在战斗,因此他立即决定:以大岛的第4联队1个大队,奇袭东北军驻于南岭的两个团,以解除对其直接的威胁,其余部队乘火车从长春出发直开沈阳。其部署为:

    第4联队派出一个步兵大队(两个中队)袭击南岭的炮兵部队,其余作好出动准备后去沈阳;

    驻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作好出动准备后待命。

    依照第3旅团的命令,第4联队黑石武城少佐的第2大队于19日3点10分从驻地出发进攻南岭。

    当时东北军驻防于长春的部队近6000人,即张作舟25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1个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10团,均驻于南岭附近;宽城区驻有李桂林的第23旅护路军傅冠军少校的1个营。日军向这两处进攻时,均遭到这些驻军的有力反击。

    第3旅团于19日3时零5分接到关东军要其警备长春并对附近我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的命令后,即中止了大岛第4联队去沈阳的决定。但考虑到沈阳的战事已起,我国在长春的部队较多,在南岭附近的步兵约有2350名炮兵及其它部队2000名,有山、野炮36门,迫击炮6门;在宽城子有步兵约650名,在城内有步兵约320名,山炮、迫击炮各4门。长谷部对这些情况经过考虑之后认为:与其等待,不如进攻,而危险也少。于是决定:进攻南岭的黑石少佐步兵第2大队之第5、第7中队(共约200人)仍按原计划执行;大岛大佐所率的第4联队4个中队攻击宽城子东北军的兵营;骑兵第2联队由公主岭开至长春。

    进攻宽城子兵营的第4联队,原拟奇袭。由于19日4时30分在兵营南约300公尺的地区展开时而被发觉,日军便改奇袭为强攻,东北军则依托营区工事进行抵抗,一直战斗到天明,日军被击毙24名,被击伤23名。傅冠军少校重伤后牺牲。

    进攻南岭的黑石武城之步兵第2大队,于19日5时左右到达东北军炮兵部队驻地西北方向时天已渐亮,因守军并无战斗准备,也未发现偷袭的日军已经接近,致炮兵第1营遭到突然袭击,有16门火炮遭到日军的破坏。

    此时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后投敌)不准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

    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3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榴霰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

    经步兵团、炮兵团坚决反击后,日军第4联队第2大队因从行进中发起攻击,遭守军依托营区工事作猛烈抵抗而不支,便停止进攻而将全大队集结于袁家窝棚附近待援。

    此时在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由小河原中佐率第2、第3中队约300人,于19日6时20分从公主岭乘火车出发,7时20分到达长春南的孟家屯车站下车,9时到达了袁家窝棚与黑石的第2大队会合后,决定相互协同,继续进攻南岭。方案是:守备第1大队从守军兵营的东南方向进攻;黑石的第2大队从守军兵营的西面进攻。

    上午10点,这两个大队攻击开始,但东北军的步兵、炮兵则依托原有和当天新做的工事继续抵抗,并对东南方向的守备第1大队进行了数次反冲锋并打退其进攻,给敌人造成较大的伤亡。除将其大队长小河原浦治击成重伤外,并将其第3中队长桥本茂大尉击毙。激烈的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

    于上午10点从公主岭出发的骑兵第2联队,11点20分到达了长春,随之,即按长谷部的命令向南岭增援。

    根据以上情况,守军的这两个团于下午两点半左右开始依次撤出阵地并焚烧了弹药库,然后撤到伊通河以东的丘陵和山地。

    南岭反击作战,击毙了日军43名(其中军官2人)击伤日军55名(其中军官3人);东北军约有200名官兵伤亡。这次反击作战的事实告诉人们:只有抵抗才能打击和消灭敌人;只有抵抗才能减少损失;只有抵抗,整个部队在战场上才能有行动的自由。

    19日中午,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到达战火尚未熄灭的沈阳。他根据沈阳、营口、本溪、安东(丹东)、长春等地的作战情况,除长春尚在战斗外,其它地方几乎没有抵抗。于是决定:

    (一)将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30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2联队的第2大队,以火车运送至长春,支援该地的南岭作战;

    (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到达沈阳的第5、第6守备大队、野炮兵第2联队部及其炮兵第2中队、旅顺开来的野战重炮兵大队,以火车运送至昌图车站,进攻该车站西北约7公里的红顶山东北军兵营。

    下午,本庄向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发去电报,继续报告情况,并要求增兵3个师团,向北推进占领哈尔滨等北满地区,以图彻底解决东北问题。

    本庄繁的请示因关系到进至长春以北的苏联权益地区和复杂的外交问题,日本的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对此并未立即予以回复,而朝鲜的援军也未到达。

    森连所率的部队于19日夜间11点到达了昌图车站,20日拂晓前完成了攻击红顶山兵营的准备。天亮时即开始炮击,第一线步兵随之向前运动。但此时的东北军兵营已无部队,因知敌人已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便不再留于临敌较近的营房,而分散驻扎于农村。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天,身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在南昌的剿共司令部向在北平的少帅发出了这样一份极为简短的电报: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

    2020/1/28 15: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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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村事件”的真相

    1931年初,日本陆军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当年6月25日清晨,张学良所属的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有4个人骑着马进入军事禁区,连长宁文龙立即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前去盘查。4人中,有两个是日本人,另有一个白俄翻译和一个蒙古人。 这两个日本人,就是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中村震太郎自称是“日本农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宁文龙凭着军人的直觉,发现这个中村震太郎根本不像是什么农学家,反倒像是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把情况搞清楚,宁文龙命令战士把这4个人带回团部。

    经查,中村震太郎等人除了携带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三八式马枪一支和南部式自动手枪等物品外,还有许多文件。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与部下军官进行紧急商讨后,决定先行审讯,然后据实上报,请求处置办法。

    关玉衡撕开中村震太郎的棉服夹层,从中村震太郎棉服夹层中搜出来的《洮南、昂昂溪、扎兰屯西方地区兵要地志资料》。在这份报告里,有一张旅行经过一览表,在这张表格里,详细记录了经过的地点,例如,洮南、经过当天时间、天气。此外,还有一份侦察地水井调查表,在这张调查表上还绘制了水井分布图与水井的深浅程度。

    关玉衡在察看被缴获物品时,发现在3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竟然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屯垦区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这些物件,无疑都是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铁证。

    6月26日上午,关玉衡在团部开始审讯中村震太郎,可是狡猾的中村震太郎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在审讯井杉延太郎和另外两个人时,关玉衡很快就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等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傍晚,关玉衡召集部下军官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震太郎的口供后,立即将这一行4人秘密处死。

    在进行第二轮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气焰更加嚣张,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关玉衡突然抽出指挥刀逼向中村震太郎,军官们也纷纷掏出手枪,推上了子弹。面对这种情况,中村震太郎只好交代了自己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当晚,中村震太郎在供词上签字之际,突然一拳朝身边的一名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中村震太郎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脱手而飞。见中村震太郎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将其打昏。

    6月27日凌晨,行刑队把中村震太郎等4人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秘密处决,并且焚烧了尸体。 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手表泄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过,数月之后,还是因为中村震太郎的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泄了密。原来,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牌手表被关玉衡的部下李德保趁乱捡走。 并被他拿到当铺当掉。

    1931年8月,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中,利用艺妓身份做掩护的日本间谍植松菊子正利用美色,企图从铁路建筑工头王翼先嘴里探听出有关东北屯垦军的消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又爱显摆的中国修路包工头,为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居然讲出了中村震太郎被枪决的事。就这样王翼先赢得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面子,但是他却卖掉了自己的国家。植松菊子很快将自己的情报上报给了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明白,要证实中村震太郎真的已死,还要人证、物证才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日本军部享有“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美誉的川岛芳子闪亮登场了。她要为土肥原贤二的出场打前站。

    李德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川岛芳子精美的打扮一番,就是为了投其所好,为了万无一失还随身携带了大量鸦片,从沈阳赶往齐齐哈尔。川岛芳子与李德宝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朝日旅馆,听说朝日旅馆新来了一个漂亮的朝鲜姑娘,还带来了便宜的鸦片,这个既吸毒又好色的李德宝一听把持不住了,撒丫子就往旅馆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川岛芳子就轻车熟路了,李德宝哪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呢?没有两句话,这位吸毒鬼就像说书先生一样,把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震太郎的事一五一十的像话本一样都说了出来。明了,还奉上当票一张,为的就是只求一清芳泽和鸦片伺候。川岛芳子一看,正是 “三道梁”军用手表的当票。当票已拿到手,李德宝再无利用价值,他也永远地闭上了眼。

    完成任务后的川岛芳子火速回到沈阳,土肥原贤二望着眼前的当票,喜出望外,他决定化装成卖货郎,亲自去洮南一趟,取回中村震太郎的手表,认定中村震太郎确实已被处死。

    8月的沈阳城内,因中村震太郎失踪的事情而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土肥原贤二更借助媒体的力量,在《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时报》上报道中村震太郎失踪的消息,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日本第一次承认了中村震太郎已被张学良部队处死的消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土肥原贤二在没有找到中村震太郎尸骨的前提下,就言之凿凿认定中村震太郎已死,日本媒体不约而同隐讳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间谍罪行,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媒体非常默契的直说结果不提起因,是因为他们都清楚一点,此刻日本国内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人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改变日本国内局面。

    当时苏联正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很难在国外使用武力,美国正处理国内经济危机,英国也无力东顾,而中国东北军主力已入关,关外兵力空虚,蒋介石忙于剿共,必然不敢出兵抵抗关东军,此时在日本人眼中正是占领满蒙的最佳时机。土肥原贤二的炒作奏效了,不明就里的东北侨民和日本国内百姓很快就被煽动起来,有人扬言要为中村震太郎报仇,要关玉衡杀人偿命,此刻的沈阳城就像一个炸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在如此紧要关头,少帅张学良却没在沈阳。与此同时,中方也在采取积极的办法,力争和平解决中村事件。张学良更是在8月先后派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等人去东京探听虚实,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回国后,随即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进行了谈判,让张学良和关玉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9月13日,张学良命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官兵20余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与此同时,荣臻参谋长暗中派人将关玉衡秘密接到沈阳,安置在炮兵总监冯秉权私宅中保护起来。对外则公开声称:“已将关玉衡逮捕,听候处置。”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的发生正好为日本政府蓄意挑起事端找到了一个理由。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七八名部下,在东北军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沟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火焰冲天而起,划破了夜空。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从此中国十四年的抗战开始了。

    (据《内蒙古日报》) 关玉衡小传 关玉衡又名关瑞玑,1897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城南的满洲正黄旗。17岁时投笔从戎。

    1929年,关玉衡任兴安屯垦区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上校团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3日不语而亡。翌年3月,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

    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被张学良委任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9年,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后来,关玉衡为生活所迫,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

    1953年,关玉衡回到家乡。不久,关玉衡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1931年9月20日,关玉衡化妆成绅士,躲过日本人的搜捕,逃出沈阳,此后关玉衡一直在东北领导义勇军抗战,征战关东十四年。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2020/1/16 11: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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